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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
要是我没有记错，当年裁判陈水扁刑事责任的裁判里面，有这么一句：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”在民国的文风之下，这一句的微言大义，不见得尽显。
若得尽显，又当如何？不妨退一步，如若一国，立法若此：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”结果自然是，诛者诛，侯者侯。这是符合规则的，这是从规则行事。除此之外，议论不得什么。
向前进一步，不管在哪一国，可以制定规则若此？符合社会治理的社会契约？在刑不上大夫的年头，可曰是。在罗尔斯的冲击之下，定言否。在陈水扁当权的年头，并无这样的立法。
在其他国度，倒有类似的立法，比如，窃者可诛。在此立法状态下，再出现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，问题就复杂了。若有窃者，情形可诛，推事裁判诛之。此乃推事从规则裁判案件。窃者，从预期，自行走向刑场。如此，理性之至。
若有两窃者，皆可诛，结果是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”若论推事，则如此裁判，公道何在？若论窃者，都是窃者，待遇殊异，所据为何？就是有据，公道何在？
前者，在罗尔斯笔下，称作“作为公平的正义”；后者，在罗尔斯的腹稿中，称作“作为公平的道德”。后者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前者是一个伦理问题，即社会治理问题。
若从此思路来看邯郸路事件，那就有意思了：
第一，可从制度上设计“青年研究员”？同道张嘴即来，否！否！否！
第二，可向姜青年研究员执行？如若可以，所据为何？公道何在？
第三，若无公道，且无救济，剩下的是否就是，你自为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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