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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说愤怒
----美国政府紧急救助金融机构


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,年复一年,美国的股票和房产价格,节节攀升。房产泡沫爆破,秋后算账即刻启动。华尔街的银行和金融机构,借助衍生自抵押贷款的综合投资,赚取美元数十亿;现如今,投资价格一路狂跌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,跌跌撞撞,慢慢摸到崩溃的边缘。股票市场崩盘,以毁灭性方式,打击大型投资者;顺便带上了美国的平头百姓,其退休账户中的钱财,大幅缩水。2008年,美国家庭财富损失总额,达美元11兆,相当于德国、日本和英国GDP之和。
2008年10月,布什总统请求国会批准,7 ,000亿美元紧急救助计划,以资落实政府救助措施,拯救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。在形势大好的时候,华尔街收割丰厚的利润;在形势差强人意之时,却由纳税人为其买单;这看起来,很不公平。可是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,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,与现如今的经济盘根错节;如若它们崩盘,势必拖垮整个金融系统。它们“太大了反而不能倒闭”。
无人认为,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德配紧急救助资金。鲁莽下注,招致前述危机;政府管制不敷应对,亦促成之。不过,本案的情形是,经济福利看起来可以压倒,公平这样的考量因素。美国国会批准紧急救助计划,也颇不情愿。
哪知道,接踵而来的是奖金事件。在紧急救助资金步入流通不久,新闻报道披露,有些获取紧急救助资金的机构,向其高管发放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。最臭名昭著的是,美国国际集团,一保险业巨头,旗下金融产品事业部高风险投资将其自身拖垮。总数高达1, 730亿美元紧急救助资金,勉强让其苟延馋喘;它却将1.65亿美元,作为奖金,发放给部门经理,共有73名员工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;正是这一部门,促生危机。
奖金新闻,点燃了公众的抗议之火。这一次的愤怒,倒不牵涉,每袋10美元的冰块或汽车旅馆高价房,而是事关金融产品事业部员工的奖励;全美国的金融系统差点拖垮,美国国际集团却把大把大把的纳税人纳税充用于前述奖励。这有点不对头。美国政府持有80%的股份,美国财政部长请求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,取消前述奖金,却劳而无功。前述首席执行官回应:“如果员工认为,他们的薪酬受制于美国财政部的任意管制,那么,我们就吸引不到或者留不住最好的人才。”他主张,纳税人拥有大半个公司,为了纳税人的利益,需要高水平的员工,卸下前述“有毒”资产。
公众盛怒以对。《纽约邮报》以头版头条,表达多数人的心声:“贪婪的浑蛋,不用心急若此。”美国众议院打算立法,向前述奖金课征90%的所得税,以资回收。在纽约检察长安德鲁·库莫施加的压力之下,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,同意返还奖金,总计回收约5 ,000万美元。因为这一举措,公众的愤怒稍稍缓解;参议院惩罚性课税措施,其支持力度渐渐趋弱。不过,这一插曲之后,公众无一愿意支付钱款,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。
奖金事件引发愤怒的核心,是不公平。即便在奖金事件之前,支持紧急救助的公众,也是犹豫不决的。经济崩溃自会殃及每一位,因此有必要阻止;同时,美国人又认为,向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注入大量资金,从根本上来说,是不公平的;在这两者之间,美国人抉择非易。为了避免经济灾难,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。但是,从道德的角度看,这更像勒索。
紧急救助引发的愤怒,其支持理由是德配:那些获得奖金的高管,那些获得紧急援助的公司,无一德配。然而,为什么不呢?原因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显而易见。不妨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,一种与贪婪有关,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。
愤怒原因之一在于:那些奖金看起来,是在奖励贪婪;小报头条,尽管文风不雅,但暗示若此。公众认为,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。不光是奖金,整个紧急救助举措,看起来是在奖励贪婪,而不是惩罚,不合情理之至。为了更大利益,金融衍生品交易员,做出鲁莽轻率的投资,躺倒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国家。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,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;在投资破灭之后,他们仍未觉得,收割百万美元奖金有什么不妥之处。
批评贪婪之语,出现在新闻报纸头条;同时,也以更为得体的方式,出入官员之嘴。参议员夏洛德·布朗,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,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,略带“贪婪、狂妄自大,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格”。奥巴马总统则认为:“由于鲁莽和贪婪,美国国际集团自陷其身。”
这样的批评,其问题在于,并没有区别,金融海啸则紧急救助资金充用于奖励,经济繁荣则动用市场资金派发奖金。贪婪是一种恶,是一种不好的态度,是一心一意逐利。因此,我们可以理解,为什么公众不愿意奖励贪婪。不过,我们有理由得出,现在获取紧急救助的人,要比多年前的更加贪婪?在那个时候,他们非常成功,并获得更高的奖金。
华尔街交易员、银行家等管理者,都是一帮干劲十足的家伙。一心一意逐利,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。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腐蚀他们的品格,他们的美德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起伏。因此,如果说,紧急救助资金奖励贪婪是一种错,难道市场资金向其慷慨回馈就不是错了?2008年,华尔街发放包括前述奖金在内的160亿美元的奖金,引发公众愤怒。但是,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的各半。如果今日贪婪是他们错配奖金的理由,那么,昔日他们德配奖金的理由又是什么呢?
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,紧急救助奖金,来自于纳税人;昔日的奖金,来自于公司的赢利。如果公众愤怒的原因是,他们并不德配,则奖金的来源不应该是决定性因素。不过,它至少提供了线索:这些奖金的来源之所以是纳税人,那是因为他们的公司失败了。这将我们导向这场民怨的核心:美国公众反对奖金和紧急救助的真正原因,并不在于奖励贪婪,而在于奖励失败。
失败比之于贪婪,美国人的态度更加苛刻。在市场主导的社会,希望雄心勃勃的人孜孜以求利,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线并不明了。但是,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线,却可以了然于心。“人人应该得到,成功赐予的奖励”这一信念,是“美国梦”的核心。
奥巴马总统只是顺便提及贪婪,他明白,奖励失败是不和谐音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。在宣布紧急救助限制高管工资发放时,奥巴马识别出,紧急救助引发愤怒的真正原因:
“这是美国,我们并不蔑视钱财,我们也不嫉妒他人成功。我们确信,成功应该得到奖励。现在,他们是失败者,还得到高额奖金;且,此等奖金,以纳税人的钱款来补贴;这,才是让人愤怒到极点的要害。”
有关紧急救助的一个最不寻常的伦理论述,来自于参议员查尔斯·格拉斯利,爱荷华州的一名共和党人。在奖金事件引发愤怒之时,格拉斯利接受爱荷华州广播电台采访,让他烦恼至极的是,这些公司的高管拒绝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负责。“他们学学日本人,到人前,90度的鞠躬,说谢罪,然后,要么辞职,要么剖腹自杀。这样会让人感觉好多了。现在该死的是,还拿高额奖金。”
事后,格拉斯利解释,他并非号召那些高管自杀。不过,他确实希望,他们愿意为他们自己的失败,承担责任、表达悔恨以及向公众道歉。“我从来没有,从那些高管口中,听到这些;因此,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,很难再往外扔钱了。”
格拉斯利的评论,支持我的猜测,之所以存在紧急救助愤怒,并不是因为奖励贪婪;冒犯美国人公平感最深的是,他们上缴的税款,竟然充用于奖励失败。
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,那么可以继续追问,这样的有关紧急救助之说是否正当。银行和投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,因为金融海啸,故而应受谴责?并不认同的高管不在少数。在国会调查金融海啸的委员会作证时,他们坚称,利用他们所能掌握的信息,竭尽所能。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,其前首席执行官说,他苦思考良久,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翻盘。他得出的结论是,他自己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:“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……可以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。”
其他失败的首席执行官,深表同意;他们坚称,他们是一场他们无法掌控的“金融海啸”的受害者。类似的心态蔓延到年轻的交易员,他们无法理解,他们领受奖金,公众为此愤怒至极。“无人对我们抱有同情,”一名华尔街交易员,告诉《名利场》记者,“可是,我们并非不努力。”
“海啸”这一比喻,成了紧急助救的日常用语,尤其是在金融圈内。如果这些经理的说法是对的,即,其公司之失败,应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,而非他们自己的决定,这就可以解释,为什么,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期望的悔恨之情。但是,这同样引发了,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、成功与公平的问题。
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,造成2008-2009年灾难至巨,难道我们不能说,它们同样造就了前些年令人眼花缭乱的营业收入?因为年成不好,可以责怪天气;那些有天赋又努力工作的银行家,又怎么可以,将艳阳高照之日的营业收入归因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呢?
在面对奖金愤怒时,首席执行官辩称,经济收入并不完全由他们的行为招致,而是其他力量的产物,而这些力量又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下。他们的提法可能有一定道理。如果这是真的话,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,质疑他们在经济景气年代索取的超额报酬。冷战结束、贸易全球化、资本主义市场、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其他因素,都有助于金融业的成功,20世纪90年代也罢,21世纪初也罢。
2007年,美国主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,获得高于普通工人344倍的工资。这些首席执行官,凭什么可以获得,比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?诚然,大多数人都努力工作,大多数人都将禀赋付诸工作。不过,不妨考虑这一点:1980年,首席执行官的工资,仅仅是工人的42倍。难道1980年的首席执行官,没有现在的有才华,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克尽努力?抑或是,这些工资差距反映出来的是,与天赋或者技能无关的偶然情况?
不妨比较一下,美国首席执行官与其他国家首席执行官的工资额度。据2004-2006年的数据,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,年均工资为1 ,330万美元;与之相对的是,欧洲首席执行官的,是660万美元;日本首席执行官的,为150万美元。美国首席执行官就德配2倍于欧洲同行的?9倍于日本同行的?抑或是,这些差距反映出来的因素,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付诸工作的努力或者禀赋无关?(改写自迈克尔·桑德尔:《公正:该如何做是好?》,北京:中信出版社2012年朱慧玲译,第12-19页)
如此,这样一件紧急救助事件,密尔、亚里思多德和罗尔斯,究竟谁可以解说更清楚,让人接受?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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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勇军

金勇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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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人。汉族。硕士。民盟盟员。1986年毕业于金华一中。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。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民商法专业。1996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教。现任战略系商法副教授。 目前授课:中国制度环境与商法(MBA)、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(CTMR,本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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