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说愤怒
----美国政府紧急救助金融机构

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，年复一年，美国的股票和房产价格，节节攀升。房产泡沫爆破，秋后算账即刻启动。华尔街的银行和金融机构，借助衍生自抵押贷款的综合投资，赚取美元数十亿；现如今，投资价格一路狂跌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，跌跌撞撞，慢慢摸到崩溃的边缘。股票市场崩盘，以毁灭性方式，打击大型投资者；顺便带上了美国的平头百姓，其退休账户中的钱财，大幅缩水。2008年，美国家庭财富损失总额，达美元11兆，相当于德国、日本和英国GDP之和。
2008年10月，布什总统请求国会批准，7 ,000亿美元紧急救助计划，以资落实政府救助措施，拯救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。在形势大好的时候，华尔街收割丰厚的利润；在形势差强人意之时，却由纳税人为其买单；这看起来，很不公平。可是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，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，与现如今的经济盘根错节；如若它们崩盘，势必拖垮整个金融系统。它们“太大了反而不能倒闭”。
无人认为，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德配紧急救助资金。鲁莽下注，招致前述危机；政府管制不敷应对，亦促成之。不过，本案的情形是，经济福利看起来可以压倒，公平这样的考量因素。美国国会批准紧急救助计划，也颇不情愿。
哪知道，接踵而来的是奖金事件。在紧急救助资金步入流通不久，新闻报道披露，有些获取紧急救助资金的机构，向其高管发放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。最臭名昭著的是，美国国际集团，一保险业巨头，旗下金融产品事业部高风险投资将其自身拖垮。总数高达1, 730亿美元紧急救助资金，勉强让其苟延馋喘；它却将1.65亿美元，作为奖金，发放给部门经理，共有73名员工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；正是这一部门，促生危机。
奖金新闻，点燃了公众的抗议之火。这一次的愤怒，倒不牵涉，每袋10美元的冰块或汽车旅馆高价房，而是事关金融产品事业部员工的奖励；全美国的金融系统差点拖垮，美国国际集团却把大把大把的纳税人纳税充用于前述奖励。这有点不对头。美国政府持有80％的股份，美国财政部长请求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，取消前述奖金，却劳而无功。前述首席执行官回应：“如果员工认为，他们的薪酬受制于美国财政部的任意管制，那么，我们就吸引不到或者留不住最好的人才。”他主张，纳税人拥有大半个公司，为了纳税人的利益，需要高水平的员工，卸下前述“有毒”资产。
公众盛怒以对。《纽约邮报》以头版头条，表达多数人的心声：“贪婪的浑蛋，不用心急若此。”美国众议院打算立法，向前述奖金课征90％的所得税，以资回收。在纽约检察长安德鲁·库莫施加的压力之下，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，同意返还奖金，总计回收约5 ,000万美元。因为这一举措，公众的愤怒稍稍缓解；参议院惩罚性课税措施，其支持力度渐渐趋弱。不过，这一插曲之后，公众无一愿意支付钱款，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。
奖金事件引发愤怒的核心，是不公平。即便在奖金事件之前，支持紧急救助的公众，也是犹豫不决的。经济崩溃自会殃及每一位，因此有必要阻止；同时，美国人又认为，向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注入大量资金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是不公平的；在这两者之间，美国人抉择非易。为了避免经济灾难，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。但是，从道德的角度看，这更像勒索。
紧急救助引发的愤怒，其支持理由是德配：那些获得奖金的高管，那些获得紧急援助的公司，无一德配。然而，为什么不呢？原因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显而易见。不妨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，一种与贪婪有关，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。
愤怒原因之一在于：那些奖金看起来，是在奖励贪婪；小报头条，尽管文风不雅，但暗示若此。公众认为，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。不光是奖金，整个紧急救助举措，看起来是在奖励贪婪，而不是惩罚，不合情理之至。为了更大利益，金融衍生品交易员，做出鲁莽轻率的投资，躺倒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国家。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，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；在投资破灭之后，他们仍未觉得，收割百万美元奖金有什么不妥之处。
批评贪婪之语，出现在新闻报纸头条；同时，也以更为得体的方式，出入官员之嘴。参议员夏洛德·布朗，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，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，略带“贪婪、狂妄自大，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格”。奥巴马总统则认为：“由于鲁莽和贪婪，美国国际集团自陷其身。”
这样的批评，其问题在于，并没有区别，金融海啸则紧急救助资金充用于奖励，经济繁荣则动用市场资金派发奖金。贪婪是一种恶，是一种不好的态度，是一心一意逐利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公众不愿意奖励贪婪。不过，我们有理由得出，现在获取紧急救助的人，要比多年前的更加贪婪？在那个时候，他们非常成功，并获得更高的奖金。
华尔街交易员、银行家等管理者，都是一帮干劲十足的家伙。一心一意逐利，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。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腐蚀他们的品格，他们的美德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起伏。因此，如果说，紧急救助资金奖励贪婪是一种错，难道市场资金向其慷慨回馈就不是错了？2008年，华尔街发放包括前述奖金在内的160亿美元的奖金，引发公众愤怒。但是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的各半。如果今日贪婪是他们错配奖金的理由，那么，昔日他们德配奖金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
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，紧急救助奖金，来自于纳税人；昔日的奖金，来自于公司的赢利。如果公众愤怒的原因是，他们并不德配，则奖金的来源不应该是决定性因素。不过，它至少提供了线索：这些奖金的来源之所以是纳税人，那是因为他们的公司失败了。这将我们导向这场民怨的核心：美国公众反对奖金和紧急救助的真正原因，并不在于奖励贪婪，而在于奖励失败。
失败比之于贪婪，美国人的态度更加苛刻。在市场主导的社会，希望雄心勃勃的人孜孜以求利，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线并不明了。但是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线，却可以了然于心。“人人应该得到，成功赐予的奖励”这一信念，是“美国梦”的核心。
奥巴马总统只是顺便提及贪婪，他明白，奖励失败是不和谐音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。在宣布紧急救助限制高管工资发放时，奥巴马识别出，紧急救助引发愤怒的真正原因：
“这是美国，我们并不蔑视钱财，我们也不嫉妒他人成功。我们确信，成功应该得到奖励。现在，他们是失败者，还得到高额奖金；且，此等奖金，以纳税人的钱款来补贴；这，才是让人愤怒到极点的要害。”
有关紧急救助的一个最不寻常的伦理论述，来自于参议员查尔斯·格拉斯利，爱荷华州的一名共和党人。在奖金事件引发愤怒之时，格拉斯利接受爱荷华州广播电台采访，让他烦恼至极的是，这些公司的高管拒绝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负责。“他们学学日本人，到人前，90度的鞠躬，说谢罪，然后，要么辞职，要么剖腹自杀。这样会让人感觉好多了。现在该死的是，还拿高额奖金。”
事后，格拉斯利解释，他并非号召那些高管自杀。不过，他确实希望，他们愿意为他们自己的失败，承担责任、表达悔恨以及向公众道歉。“我从来没有，从那些高管口中，听到这些；因此，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，很难再往外扔钱了。”
格拉斯利的评论，支持我的猜测，之所以存在紧急救助愤怒，并不是因为奖励贪婪；冒犯美国人公平感最深的是，他们上缴的税款，竟然充用于奖励失败。
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，那么可以继续追问，这样的有关紧急救助之说是否正当。银行和投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，因为金融海啸，故而应受谴责？并不认同的高管不在少数。在国会调查金融海啸的委员会作证时，他们坚称，利用他们所能掌握的信息，竭尽所能。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，其前首席执行官说，他苦思考良久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翻盘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，他自己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：“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……可以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。”
其他失败的首席执行官，深表同意；他们坚称，他们是一场他们无法掌控的“金融海啸”的受害者。类似的心态蔓延到年轻的交易员，他们无法理解，他们领受奖金，公众为此愤怒至极。“无人对我们抱有同情，”一名华尔街交易员，告诉《名利场》记者，“可是，我们并非不努力。”
“海啸”这一比喻，成了紧急助救的日常用语，尤其是在金融圈内。如果这些经理的说法是对的，即，其公司之失败，应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，而非他们自己的决定，这就可以解释，为什么，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期望的悔恨之情。但是，这同样引发了，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、成功与公平的问题。
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，造成2008-2009年灾难至巨，难道我们不能说，它们同样造就了前些年令人眼花缭乱的营业收入？因为年成不好，可以责怪天气；那些有天赋又努力工作的银行家，又怎么可以，将艳阳高照之日的营业收入归因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呢？
在面对奖金愤怒时，首席执行官辩称，经济收入并不完全由他们的行为招致，而是其他力量的产物，而这些力量又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下。他们的提法可能有一定道理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，质疑他们在经济景气年代索取的超额报酬。冷战结束、贸易全球化、资本主义市场、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其他因素，都有助于金融业的成功，20世纪90年代也罢，21世纪初也罢。
2007年，美国主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获得高于普通工人344倍的工资。这些首席执行官，凭什么可以获得，比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？诚然，大多数人都努力工作，大多数人都将禀赋付诸工作。不过，不妨考虑这一点：1980年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，仅仅是工人的42倍。难道1980年的首席执行官，没有现在的有才华，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克尽努力？抑或是，这些工资差距反映出来的是，与天赋或者技能无关的偶然情况？
不妨比较一下，美国首席执行官与其他国家首席执行官的工资额度。据2004-2006年的数据，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年均工资为1 ,330万美元；与之相对的是，欧洲首席执行官的，是660万美元；日本首席执行官的，为150万美元。美国首席执行官就德配2倍于欧洲同行的？9倍于日本同行的？抑或是，这些差距反映出来的因素，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付诸工作的努力或者禀赋无关？（改写自迈克尔·桑德尔：《公正：该如何做是好？》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2012年朱慧玲译，第12-19页）
如此，这样一件紧急救助事件，密尔、亚里思多德和罗尔斯，究竟谁可以解说更清楚，让人接受？